稍微年長一些的人都知道，過去買東西，但凡是喫的，不光要錢，還要搭配一定面額的糧票，最小面額的是一兩的，一個稍大的火燒就要二兩糧票。
那時候我媽和另一箇中年婦女在公社設在火車站邊上的一家副食店上班，我媽小時候上過村裏的識字班，在姥爺家開的粉坊裏幹過，會算點小賬，算是有文化的人，就被委派爲副食店的負責人。那個和母親年齡相仿的中年婦女姓關，我叫她關大娘，她不認字，每天光管着站櫃檯賣貨。
副食店用櫃檯隔成裏外兩間，外間站客人，裏間賣貨。收錢的匣子就擱在櫃檯底下最隱祕的地方，匣子裏面分成兩格，一格放錢，一格放糧票。櫃檯裏面的貨架上，擺着好幾個品種的白酒，香菸，糖，面鹼等雜七雜八的東西，正對着門口最顯眼的位置，整整齊齊排放着盛糕點的鐵皮箱子，通常放七八個，有桃酥，炒糖，長壽糕，蜜食，麻花，麻花分甜的和鹹的，有時候還會有一種沾芝麻的小餅，大小像現在的一元硬幣那麼大，很好喫。那時正值我五六歲的年紀，每天跟着我媽上班，面對着這些散發着濃郁香氣的點心，小小的心靈深深體會着痛苦與煎熬。其實我算是比較自覺的，一直到現在都害羞靦腆，從來沒敢動過伸手自己拿點心喫的念頭。本來，以我的年齡要上託兒所的，無奈適應不了集體生活，堅持上了半年，還是每天死去活來的，老師和我媽都夠了。想想還有一年就上學，不值當和我折騰，關鍵還能省下一年的托兒費，徵得公社領導的同意後，帶我上班。上班之前，我媽給我定下規矩：你要是敢偷喫，哪隻手拿的，就把你那隻手剁下來。
關大娘不以爲然，覺得我媽做樣子，一個孩子能喫多少呢？有時趁我媽不在，掰一塊桃酥，她一口我一口，抓一把芝麻餅，她一塊我一塊，我媽回來，就跟沒事一樣。有一次，我媽說要到公社去交賬，走到半道想起忘了拿東西，又折了回來，關大娘和我正躲在櫃檯裏面笑嘻嘻的喫芝麻餅呢，看我媽推門進來，關大娘迅速抹了一把嘴，訕訕地站了起來。我大張着嘴巴，半天沒有閉上。只見我那個幹過八路的媽，三步並作兩步從外間一下子竄進櫃檯裏面面，抬手一巴掌，把我嘴裏沒來得及嚥下去的半塊芝麻餅唿了出來，緊接着揪住我的衣領子，連拖帶提地弄到外間，靠牆站着，用手指頭點着我的鼻子：哭就砸死你！
我媽整治完我，回過頭去，一臉正氣的質問關大娘。
“老關，你這是幹什麼？”
關大娘耷拉着眼皮，依着櫃檯站着，不吭聲。
“這是公家的東西，你不知道？”
這是一個標準的反問句，在後來語文課上學到反問句的時候，我腦子裏第一時間閃過我媽的這個句子，它確實比一般的陳述句要有力量，比如說罵我爸爸，你不是什麼好人，換成說你是一個什麼東西，你自己不知道？效果完全不一樣，後者語氣重得多。可是，對不識字的關大娘來說，任你是啥都不管用，她有自己的聰明智慧，短短幾分鐘的時間，關大娘又恢復了平時的緩慢和從容，她拿起櫃檯上的抹布，抹掉了撒落在櫃檯上的幾粒芝麻，抬起眼皮，看了我媽一眼，緩緩地說：“錯是錯了，已經喫了，咋辦？又拔不出來，要不算算多少錢，把小南喫的也算上，都算我頭上，看看多少錢，把我送公社吧。”
誰說沒文化話真可怕，關大娘幾句話把我那個識文斷字的媽說得啞口無言。其實在後來的幾十年中，一直到我媽去世，她身邊都沒什麼朋友，她從心底是有些看不上像關大娘這樣沒覺悟的老百姓的，有些自命清高的意思，雖然她自己也是一普通老百姓，但我媽覺得自己和他們有本質的不同，我媽有着輝煌的過去。雖然我姥爺家家境富裕，成分劃分的時候劃成了富農，但是在特殊時期，任誰也沒有扳倒我媽，原因就是我媽十六歲就參加革命了。當時我媽不顧姥爺反對，在駐村部隊開拔的晚上，我媽後半夜砸開窗戶跑了，就像電影上演的，追趕大部隊去了。我媽曾經無數次給我講過，她是部隊上有名的小老虎，那個年代有許許多多像我媽一樣熱血沸騰的革命青年，他們不怕苦不怕死，對黨赤膽忠心。由於幹得出色，我媽在部隊上入了黨，並被派回家鄉主持地方上的工作，職務是區長。名聲大了，成了國民黨反動派打擊的主要目標，好幾次半夜被荷槍實彈白狗子堵在老鄉家了，險些喪命。
“你不怕嗎?”有一次我問我媽。
“怕啥？到那個時候，越怕越死。”
我媽有時候會向我炫耀：“那時候我走到哪都帶着槍，這麼大，裝在口袋裏根本看不出來。”
我媽張開手掌比劃着，很自豪。
“光我自己有，他們都背長槍。”
我媽說的他們，就是說的她的部下，同志們。
我媽回到家鄉後，並沒有立刻去看望姥姥姥爺，而是先把工作安排就緒，藉着到村裏去開會的時候，捎帶着去看了看她的爹孃。
走的時候還是個不諳世事的小丫頭，如今回來一個颯爽英姿鬥志昂揚的女幹部，姥姥姥爺心裏的起伏變化不能想象，原本以爲兵荒馬亂，好幾年杳無音信，當我媽早就死了，姥姥的眼睛都快哭瞎了，現在卻明亮鮮活的站在面前。
“你爲什麼不給他們捎個信，你就不想他們？”
“哪顧得上想，整天跟着部隊這裏那裏的。後來到地方上，工作忙了更顧不上想了。再說，那時候剛解放，鬥爭形勢很複雜。”
我媽說這話的時候，很有點當年婦女幹部的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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